劳务派遣用工方式理应最小化适用

劳务派遣用工方式理应最小化适用

昨日南都社论指出，现行《劳动合同法》从其颁行伊始，修法呼吁便曾一度成为热门议题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，立法过程因各方利益博弈(尤其是力量极端欠缺均等态势的畸形博弈)，将可能导致的个中妥协，从一开始便隐喻和积蓄了当下困境的成因。具体而言，从国企到民企，无不乐见劳务派遣中的“浑水摸鱼”，而工会作为其反向的博弈力量，则在博弈的力度和韧性上败北。隐秘而不能忽略的是，立法机关有意无意间，把天平倾斜给了强势的资方，这是问题的根源所在。　　类似偏袒强势方的例子比比皆是，譬如公民之于公权，律师之于法官，学生之于教师。具体法律条款当然不会明确表示态度，可是以《义务教育法》为例，既要求“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”，也禁止教师体罚学生，却只字不提体罚尤其是恶性体罚的法律责任。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立法习惯，或许有人会说，“弱者也不能欺负强者”，可是这更像一句笑话，天底下唯有强者欺负弱者的份儿，而法律的价值只在于维护公平正义，对抗丛林法则。　　去年全国总工会向人大法工委提交的《劳务派遣报告》，则显示全国劳务派遣人员已达6000多万。劳务派遣这种用工方式被如此无序滥用，除了企业对劳工权益的漠视，恐怕也与《劳动合同法》第66条的变相纵容有关。该条款规定，“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、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”，法律中出现“一般”字样而又没有明确界定，不啻某些文件中的“原则上”，这无疑就显失严肃性。　　如果不删除这如鲠在喉的“一般”二字，立法漏洞昭然，则即使“临时性、辅助性、替代性”有了明确界定，也还是于事无补。对企事业等单位的用工而言，没有非劳务派遣不行的情形，因此不存在需要照顾的特殊情况。当然“三性”的界定仍属必要，而与“临时性”和“替代性”相比，“辅助性”显然大为不同，其照样可以是长期性岗位，否则归于其他两种情形即可，因此这种性质的用工并无理由适用劳务派遣。　　劳务派遣多是用工单位和派遣单位双赢，而其分享的“蛋糕”正是劳工丧失的权益。《劳动合同法》规定，劳务派遣单位违反其规定的，由劳动等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情节严重的以每人1000元至5000元标准处以罚款，并由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；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，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立法上不能说没有“封闭性”，既有连带责任，也有吊销执照这种狠招，而现实中社会保险、工伤、同工同酬等纠纷还是大量存在，原因既有“情节严重”的自由度，也有众所周知的执法疲软。为了保护劳工权益，一要最大限度缩小劳务派遣适用范围，二要罚则明晰，三要严格执法并严惩执法者不作为。□林荣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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